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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視頻：程永華:中日關係處於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嚴峻時期  來源：中國新聞網
　　中新網4月9日電 去年7月，美國民調機構皮尤調查中心發佈的調查結果顯示，日本對華好感度全球最低，僅為5%。日本《新華僑報》近期文章稱，在媒體商業主義和新媒體環境下，民眾對華好感度低的時候，媒體更傾向於報道中國的負面信息，容易形成“對立情緒的傳染”。在當前兩國好感度都很低的背景下，可以改善兩國好感度的所有努力都顯得彌足珍貴。
　　文章摘編如下：
　　縱觀日本對華好感度，可以分為幾個階段。第一階段，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20世紀80年代末，中日兩國民眾對對方國家總體呈現友好氛圍，80年代被稱為中日兩國的蜜月期。第二階段，自20世紀90年代後，中日相互好感度開始下滑，併在2005年發生了徹底的轉變：兩國相互間的負面評價占據主流。第三階段，2006年小泉純一郎下臺後，中日兩國領導人實現互訪，兩國民眾好感度也一度好轉。但這種局面很快就被領土爭端等問題打破。第四階段，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後，尤其是2012年日本將釣魚島“國有化”以來，兩國之間劍拔弩張，民眾的相互印象也一落千丈。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甚至有惡性循環的趨勢。
　　日本媒體的商業主義是造成民眾對華印象惡性循環的原因之一。日本幾乎所有媒體都是以企業的形式存在，商業主義是日本媒體的特征之一。在這種環境下，媒體在涉華報道時，在兼顧真實性的同時，會最大限度考慮受眾需求，選擇並傳播受眾希望看到的信息。這樣一來，在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低的時候，日本媒體涉華報道中的負面信息自然增多。負面信息增多進一步造成民眾對華印象惡化。
　　關於批判的新聞價值觀也造成日媒涉華報道中負面信息居多。與中國媒體不同，日本媒體在本國的相關報道中，也慣用批判的方式，日本電視、報紙上的關於日本本國的負面新聞、災難報道、批判報道數量巨大，火災、車禍、水災、地震等日本國內的災難事件，以及殺人、誘騙、盜竊等犯罪案件，官員腐敗、政府以及公共機關不當決策等負面新聞，都是日本媒體關註的焦點。
　　網絡新媒體也為日本對華好感度惡性循環提供了土壤。日本電通公司針對互聯網時代消費者購買形態的變化曾提出AISAS模式。在這個模型中，消費者行為被分為A(Attention)、I(Interest)、S(Search)、A(Action)、S(Share)五個階段。網絡情緒容易傳染，為非理性情緒繁殖提供了土壤。以釣魚島爭端為例，兩國民眾的對立情緒空前高漲。在網絡上的海量信息中，島嶼爭端引發人們關註，持對立立場者會對相關信息感興趣，並會繼續搜索、選擇性接觸對立信息，進而採取對立行動，並把這種立場在網絡上繼續分享，形成“對立情緒的傳染”。
　　在媒體商業主義和新媒體環境下，民眾對華好感度低的時候，媒體更傾向於報道中國的負面信息，容易形成“對立情緒的傳染”。在當前兩國好感度都很低的背景下，可以改善兩國好感度的所有努力都顯得彌足珍貴。(趙新利)　　（原標題：日媒：媒體商業化促日本對華好感度惡性循環）